第四百四十一章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一个靠劫掠生存的民族，让改性做买卖，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样把对方的东西抢过来，因为在这大半年的互市中，大批的牛羊马及各种的皮毛被交换成了鞑靼各部落急需商品后才发现，不出一年后将没有牛羊可交换了，有些小部落的牲畜栏中已经空荡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毡帐，全新的烤火取暖炉，还有各种大小的铁锅，各种粮食，细盐，茶砖及棉布等。特别还有“兵器”什么刀斧之类的东西，其质量远远超过了自己打造的砍刀，更加锋利，从各种长刀到各式短刀一应俱全。最要命的是各式各样玻璃瓶包装的烈酒，透明的玻璃杯子，一只杯子就换走一只羊。

                  刚开始时皆大欢喜，过上了奢侈的生活而举杯，直到最后大批量的各种调味品及香料，各种罐装的肉食品，各种蔬菜腌制品还有糖水水果罐头的加入后，简直爽到了天，有了这样的罐头，到了大雪时要知道能吃上水果那简直就是神仙般的日子，大批的用羊毛织成的羊毛衫，羊毛裤那种贴身的保暖质感，直接让人无法承受的舒服，用家禽羽毛制成的各种保暖睡被及方便的羽绒睡袋就是梦中之物，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批大批的牛羊不见了，最后连战马也减少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达延汗发现这个情况后，已经来不及了。

                  当九原城外的那一场抢掠后，达延汗明知道会破坏双方互市的基础，可是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约束，就放任部落这样的行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又要进兵南下去抢掠阻拦不得，这样的行为已经成了鞑靼生活习惯了，不南下去抢掠一番，总觉的好像缺了点什么。

                  以前在冬季没到来之前，如果不南下抢掠就没有物资，可能要被冻死饿死，如今虽然有了吃喝，但为了能长久地保住这样的生活，眼看着各种牲畜越来越少了，很多鞑靼家里的圈栏已经空了，所以还是要南下，这是一种无本的买卖，抢到的就是自己的。这种行为已经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了，也似乎忘了百年前被明军打至忽汗河，近年来只因南下也没有什么较大风险，明军只是躲在城堡内边墙中不敢野战。故而鞑靼军能大批南下越过长城，进兵到了京师城下。一路上把抢来的精壮男丁成为奴隶，年轻女子为生育工具，老弱病残全部杀死。

                  而明朝自宣宗即位以后，鉴明成祖北伐的教训，因而不再派兵远征，而是采取了画地为牢的保守防御政。不断修筑边墙，加强对近边关隘的防御，对蒙古内讧也不再积极干预，任其自生自灭。

                  土木堡之后，已经放弃了北方奴儿干都司及对蒙古的控制，后又撤回了大宁府，朝廷的这种消极防御政策，减轻了对蒙古各部的军事压力，使蒙古各部得以逐渐南下进入漠南地区驻牧，进入河套，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明朝近边，也为蒙古各部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章子俊现在的目标只是把边境恢复到阴山及大青山为界，这也让达延汗接受不了的要求。在古代就是这样，一言不合就开打，先是小股兵马突袭，随后就是慢慢占领，最后就是驻牧，就这样循环而下。如果明朝北上进兵，鞑靼碰到实力强大就往回撤，看到有机可乘就打一架，可是明朝耗不起，时间日久国力最强也被拖垮。

                  永乐年成祖麾下的战狼兵将已经不在，到如今变成了土木堡后的爬虫兵，京城保卫战后激励起了的一点热血，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浇灭殆尽。如今朝廷上下已没有成祖时期的那份血性，每一次当鞑靼越过边墙侵入内地，只是等着鞑靼抢完后能尽早回撤。

                  达延汗深知平安伯的实力不好惹，在东胜卫的一系列战斗中，死伤了几万人马，犹如昨日一样历历在目，很明白这位平安伯跟朝廷之间似乎不在一条道上，虽然受封为伯爵，却有王的权力很是奇怪。明朝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僭越存在，难道是专门用来对付自己的迷雾吗？看不清明朝的操作了。

                  从京城密探传回来的消息是真是假已经分不清，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黄河东岸修筑边墙屯兵不是为了对付自己，而是提防着这位平安伯。

                  对于达延汗来说冬季，冬季，一切为了能在冬季来临前，能抢到足够的越冬“物资”而战，要么冻死，饿死，要么有吃有喝，抓来的青壮给自己干活，还有女人暖床。在前面章回中已经说道：古代，冬季就是一个“鬼门关”，特别是生活在黄河以北的地方，如今不知为何，冬季越来越不好过，极端天气一年紧似一年，只有章子俊知道，小冰河气候已将来临。就如今年的九原城，到了冬季大雪能达三米厚，气温零下三十度。鞑靼冻死的各类牲口三十万头，被称为三个三的灾难。

                  使臣吴其乐跋涉几百公里，总算来到了达延汗新的汗帐所在地察哈尔（乌兰察布岱海天成河畔），这一次可不比去年的待遇了，显然被冷落了，连面见达延汗的机会都不可能，所有只是传话而得。

                  吴其乐的使命就是劝说达延汗的四子阿尔苏博罗特要冷静，放弃南下攻打清水河镇及进兵准格尔旗，不然后果很严重。

                  这些年来，困扰大明“蒙古小王子”的达延汗可不是任人拿捏的主，要不后人怎么会评为“一代枭雄”呢？达延汗为蒙古六万户重新划分的方式是完全按照成吉思汗时期的惯例进行的。达延汗把六万户分成左翼三万户和右翼三万户，大汗驻帐于察哈尔中央万户中。在察哈尔万户内部也划分为左右两翼，大汗驻帐于居中的老察哈尔营。这种划分与当年的成吉思汗中军及左右两翼的军事行政划分非常相似。

                  作为使臣的吴其乐，就是传话跟谈判，晓知以理，动之以情，靠抢掠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双方继续做买卖才能双赢。可是达延汗可不是这样想的，这买卖做了快一年了，今年的冬季过的很是舒服，可是付出的成本代价却很大，大到各部落的牲畜栏都快空了，特别是马匹可是战略物资，怎么能够这样去交换成了玻璃杯，羊毛衫呢？还不如跟明朝去京城继续朝贡更加划算。

                  达延汗对明朝朝贡的行为和态度，只是将“入贡”视为与明朝的纯粹的经济贸易行为，其动辄派出上千人的使团，就是为了在入贡后能得到数倍回礼，一本万利啊，可是跟平安伯的互市可没有这样的便宜可占，买卖就是买卖，你买我卖你情我愿合情合理。

                  回看达延汗的几次入贡，都当成了在做买卖，几乎都派遣了规模庞大的使团，有意地彰显着其“中兴大汗”的气场。还有就是能获得更多的赏赐。弘治元年（1488）的第一次入贡，派往明朝的使臣合计1539人，明朝允许赴京500人；两年后，明朝允许蒙古使臣1100人入关，400人赴京，此外还有拒之门外的“阻回者”2000余人。

                  就是这一次1488年五月，达延汗首次“奉番书求贡”，自称“大元大可汗”，以元朝皇帝自居。在他看来，蒙古与明朝是平等的“伙伴关系”。

                  当时大明官员表达了强烈愤慨，认为“书辞悖慢”，是“以敌国自居”，一度就“是否同意达延汗入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后面一致得出了“不必深究”的结论。只因大同边关达延汗屯兵了六万，大明官员一看这架势，只能无力地点头允了。

                  弘治四年（1491）派遣使团1500人，被允许赴京者500人。五年就的“入贡”，虽然因故作罢，但当时蒙古“欲偕三千人入京”，使团规模有扩大趋势。

                  在弘治十一年（1498），达延汗派出的使团多达6000人，可谓规模空前。后来，明朝允许2000人入关，500人进京。

                  而在此前后，蒙古方面派出的朝贡使团一般都是数十人至百余人而已，与达延汗使团的规模相差甚远。达延汗入贡却不守贡期，来去自由。既有连年来贡，也有数年无闻，甚至还有两次在已经得到明朝允许的情况下“迁延不至”。

                  比如在弘治十一年（1498）达延汗使团朝贡时，兵部在上奏的奏报中指出，“近闻北虏进贡多挟马入边私市。今春北虏进贡，大同守臣纵令官军、势家用彩段、衣服、铁器等物易彼达马。”这哪是入贡，分明是做买卖，蒙古庞大的使臣团入京也好，留边也罢，都是为进行贸易活动而来的。

                  去年达延汗总算能跟平安伯互市了，双方做起了买卖，可达延汗似乎要反悔了，算来算去还不如使团朝贡划算。

                  对章子俊来说，明知达延汗打的算盘只是小九九，可是也说明和平交往的贡市贸易，不能做到真的和平，就是较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往特征而已。只不过，无论是明朝还是北元，谁都没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因为，后来居上的满洲，将二者各个击破，尽数纳入到了自己的版图。

                  既然已经知道了历史最后的结果，也就没有可说的，朝廷对章子俊私自跟鞑靼的互市，起先大明许多官员也表达了强烈愤慨，私通敌国而群情激愤，最后却默不做声了。只因这些年来鞑靼的入贡，变成了朝廷的一个负担，既然西北互市了，每年的朝贡人数就不会变大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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