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上洛论道(一)
“程先生来了,程先生来了!”
听到仆人们的通禀,正在与学生们讨论经济之道的朱之瑜急忙跑出了书房,在院子里迎到了程祁一行。
“果然是江南才俊,后生可畏啊。”
朱之瑜知道程祁很年轻,但万万没有想到居然如此年轻,连弱冠之年都还未到,他解下身上的鹤氅披在程祁身上:“洛阳天寒,小心着凉。”
程祁被这过分的礼遇弄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若不是他知道另一个时空的朱舜水先生是同时代顶级的大学者,可能真的已经满腹狐疑这莫非是一场鸿门宴了?
朱之瑜正当壮年,他将程祁引入书房内,为他引见了自己嫡传的几位学生,其中有数位还是东瀛飘扬过来来的“遣宋使”,当中最为显赫的乃是日本江户幕府初代将军德川家康之孙、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之侄、水户藩主德川赖房之子德川光国。除他以外,还有从安南、高丽、大理乃至于阿拉伯、天竺等化外之地来的留学生,可以说朱之瑜堪称这一时代最负盛名的国际教育家。
而作为著名的学者,朱之瑜偏重经济事功之学,对江右王门的“平日高坐谈性理,临难束手仰他人”之风颇看不上眼。而程祁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抛开了性命之学最爱讨论的本源问题,把法的实际效果、社会运行作为判断的依据,上承孔夫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光荣传统,下接浙东经济学派的实用主义,深得朱之瑜的青眼。
安排程祁稍事休息之后,当晚便在洛阳高师的明堂之内,召集了近百名教授、学子来参加论辩。朱之瑜作为主持人宣布本场论辩有三个规矩:第一,只许学术论战,不许人身攻击;第二,一问一答,不许车轮围攻;第三,若有一时未能回答者,可暂停一刻钟以便思量周全。
这三条规矩也是洛阳高师平日论战的规矩,只是因为程祁来自汴京,所以朱之瑜对此又格外强调了一遍。程祁按照主持人的安排,先把自己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构想再简明扼要的重复宣讲了一遍之后,即所谓的“立论”,然后由各位持有异议的学者轮番提问、攻讦。这一套流程本是佛教论法的惯例,昔年唐三藏玄奘法师在那烂陀寺就曾经依次舌战天竺高僧数十人,将其一一折服。
不过今天的论战没有那烂陀寺那么激烈——要知道在藏地传法最为激烈之时,辩论赛的输家可是要赔上性命的。洛阳高师今天的这场辩论赛,首要的请教,其次才是论辩。
幸好程祁早就做好了准备,把自己的主要观点整理的井井有条,又加上前世高校辩论队养出来的三寸不烂之舌,这点儿小场面也还真的应付得来。
是夜,明堂之内,灯火通明,坐而论道的近百人除了发言人的声音几乎是鸦雀无声。而坐在灯下记录辩论发言的学生们各个是笔走龙蛇,面前很快就堆起了小山一般的稿纸。
程祁从未小看这些“古人”们,如果说他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他经历过正规的四年法学训练和高校辩论队的百场实战经验,但他也知道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这些前辈的天之骄子们,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跟上自己的思路,然后迅速地弯道超车。
台下的这些教授、博士们,他们的智商并不比程祁低,甚至可以说至少一半人要比程祁聪明,他们都是这一时代的巨人,程祁只是幸运地站在了时代巨人的肩膀上。如果公平竞争的话,程祁真的没什么信心能胜过他们。
他渐渐地也感受到自己论点中的许多不足,用来立论的论据也有许多需要弥补的地方,好在朱之瑜对他比较体谅,在他渐渐招架不住的时候,朱之瑜咳嗽了一声之后道:“程祁先生的第三条道路之说,草创未久,诸君所学皆是经过三百年以上历代先贤精益求精的硕果。以老夫所见,新论对旧说,各有其千秋。然正如李义山之诗云: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程祁先生今日说论,切中时弊,关乎江山社稷。天下学问,先为人后为己才是正道。我等奢谈玄妙,远不如之。”
最后朱之瑜总结道,程祁与本院诸位贤人的辩论是成功的,在这一场辩论中双方就彼此关切的问题充分交流了看法,互换了意见,都从对方处汲取了相当的智慧,对自己的论点和论据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使之更加完善。最后他希望能够将本次论辩的发言集结成册,作为宝贵的学术资料用于教育后进,并刊行天下,为大宋学界再添一点波澜。
洛阳高师的办事效率还是相当给力的,第二天早上程祁睡了一个懒觉起床之后就发现床头边被人放了一张新鲜出版的《西京每日新闻》,头版头条就是程祁与洛阳高师的诸位学者论辩的消息。
程祁就着还带有油墨香的报纸享用了一顿还蛮不错的早餐,下午就又来了几位自称是《西京学报》的记者,要给他做一个专访。
看在来访的小姐姐与自己是本宗,而且还相当可亲的份上,程祁也却之不恭地接受了这份殊荣。
“请问程先生原以文章惊动东南,上京以来缘何忽然旨趣有所改易?”
所谓文章惊动东南,不过是朋友谬赞。其实某家素来热切实务一道,上京求学,也为的是能够增长学问,将来有济于国家社稷。然数月以来所观京中士大夫,夸夸其谈者七八,戮力用实处者一二。余以为天下之本莫重于制度,制度恶则大盗大奸出,制度善则众正颖朝。经朝廷制度,由其不善者,天下讨论纷纷,然小子愚见,皆有失其根本……
程祁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堆正确的废话,还把自己的私货也夹杂了许多塞了进去,最后总结道:高师诸君批判自然法学曰其弊在于混淆道德与法律,余深以为然。自古以来,暴秦以酷法严刑杀人有人闵之,然以名教道德杀人,普天之下四万万众,谁人敢怜?
他把自己在洛阳高师讲学、论辩的心得总结起来,编成了一本书,名叫《法律与道德》。交给洛阳高师的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数只有一千,不过对于一本学术书而言,已经算是比较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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